一、引言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提振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路径，科技竞争俨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焦点。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学科、技术、产业的界限，科技竞争不再是单一主体、组织、地域的竞争，本质上已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概念首次提出^[1]；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和主要特征；2024年3月，“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至此，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局面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兴技术的突破应用，以及新型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创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催生出的具有更高质量、更强竞争力、更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生产力形态。其本质在于创新驱动，依托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创新和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突破传统产业边界，激发全新的产业发展潜能，为经济增长开辟新赛道。

作为引领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迈入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能的战略深化期，肩负着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使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挑战格局下，传统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区域创新梯度差异显著等现实困境，培育新质生产力与重构创新系统成为突破区域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协同的关键路径。京津冀三地需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协调区域创新与全局战略的关系，既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产业特色、创新条件等实际，充分利用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家队”在“从0到1”基础研究方面的雄厚实力，同时发挥好“地方队”在“从1到10”应用研究领域的突出优势，共同破解技术创新难题。在此背景下，有效整合京津冀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体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基础

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公布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北京（89.45分）、上海（89.20分）、广东（86.05分）位列前三；聚焦京津冀区域，北京和天津创新水平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8.43分），属于创新领先地区，河北（56.79分）属于中等创新地区。从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可以看出，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基础良好，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雄厚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集聚了大量国家级科研院所，涵盖从基础科学研究到应用技术开发的各个领域，处于科技创新“金字塔尖”；天津科研机构在海洋科技、化工技术等领域独具特色，与当地产业紧密结合。截至2024年底，京津冀地区已挂牌国家实验室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74家，拥有211和985高校33所、超千家科研院所及一大批机制灵活、成果迸发的新型研发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名单显示，京津冀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8万家，均占全国10%以上。据《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5）》统计，区域内独角兽企业已达120余家，占全国比例超30%，主要分布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形成全国领先的创新型企业集群。

（二）科技研发投入居全国前列

京津冀三地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京津冀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R&D）经费投入强度为4.22%，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3个百分点，也高于长三角和广东省的同期水平。特别是北京的研发经费投入始终保持领先优势，自2019年达到6%后始终保持高位增长，2024年已达6.58%，超过纽约、柏林等国际知名创新城市的投入水平。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京津冀将政策重心从技术创新向以知识创新为代表的基础研究倾斜，重点支持生命科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研究，京津冀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超10%，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达25%，其中，北京市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市R&D经费的比重高达16%，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个百分点，投入强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此外，三地还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和“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2]，其中“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累计投入近2.4亿元科研经费，引导社会资本投入5亿元；“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累计投入科研经费8600余万元，促成三地500多个科研团队开展跨区域合作研究。

（三）科技创新产出水平领跑全国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4年知识产权统计年报》，截至2024年底，京津冀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1.18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73.35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2倍；其中，北京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长期位列全国前五，且发明专利占比高，反映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技术原创性，2024年北京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48件，稳居全国首位，为上海市同期水平的2.56倍。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京津冀持续涌现一批引领性、原创性重大技术成果，包括新一代量子计算云平台“夸父”、带隙为0.6eV的石墨烯半导体、新一代256核区块链专用加速芯片、全球首枚成功入轨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等。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北京市相关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项目奖，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8.71%，位列全国第一，津冀分别有20项、16项成果获奖。

（四）科技成果转化成效逐步提高

京津冀三地共同构建科技成果共享库，根据《京津冀科技成果供给及需求清单》，目前已汇聚近700项创新需求和近万项科技成果，共同培育20家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打造28家具备跨区域服务能力的概念验证与中试熟化平台，并联合举办上百场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活动，为区域科技成果流动搭建桥梁。在此基础上，“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根据2025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京津冀技术交易成果对接会”公布的数据，2024年京津冀互相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300亿元，其中，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成果增长较为显著，与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3年的71.20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843.70亿元，年均增速为25.20%，该值占北京流向外省技术合同总额的比重也从2013年的5%提升至2024年的15%，北京创新优势辐射津冀的效果显著提升。

三、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短板问题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地持续发力推进科技创新，不断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壮大创新主体，完善创新环境、增强创新动能。但也应看到，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推动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的关键。

（一）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京津冀三地在创新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投入等方面存在梯度差，科研机构、高校、人才等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且差距过大，导致区域创新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河北省各地资源吸附能力弱，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均衡创新网络。根据《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4年，三地R&D经费投入强度差异显著：北京为6.58%，优势突出；天津为3.44%，涨幅有限；河北仅2.04%，仍低于2.69%的全国平均水平。人才资源配置同样失衡，北京人才资源相对集中，天津次之，河北相对薄弱。从R&D人员规模看，北京市R&D人员数量为57.2万人，天津、河北R&D人员数量仅为北京市的28.3%和2.0%；从受教育程度看，北京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2万人，河北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约为北京的29.6%、天津的46.1%。

（二）北京创新结构与津冀产业结构匹配度较弱

京津冀产业创新联动不足，从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看，北京创新成果集中于基础前沿的高精尖领域，其新增授权发明专利数量排名靠前的行业是科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而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则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汽车制造、金属制品业、石油化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领域。北京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超60%（按成交额计算）聚集在长三角地区和广东省，津冀两地合计仅占15%。北京创新活动形成的创新成果难与津冀产业进行深入融合衔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失配问题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4]，大量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优质成果未能在京津冀区域内有效落地转化，“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突出。

（三）科技成果梗阻严重、转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转化是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丰富，但大量成果束之高阁，未能实现有效落地转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动力不足，职务发明产权界定模糊、收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导致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受挫。二是转化服务体系不完善，技术评估、融资担保等中介服务供给不足，专业化、复合型的高层次技术经理人队伍尚未形成。数据显示，京津冀国家技术转移机构人员中技术经理人数量不及长三角的1/2，这导致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跨越“死亡之谷”，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三是区域承接能力薄弱，河北受自身产业基础、承接能力等条件限制，对京津科技成果的吸纳转化能力较弱，难以将外部优质科技成果转化为本地产业发展优势。

（四）多主体、多层级协同创新推进机制亟待完善

京津冀科技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存在明显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政策协同性不足，京津冀三地虽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但三地间还存在政策衔接不畅、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研发补贴、税收优惠、人才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科研人员在跨区域创新创业时面临政策壁垒，阻碍了科技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如三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不尽相同，使得一些企业在跨区域享受政策优惠时遭遇困境。另一方面，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尽管三地已联合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门槛设置较高、税收共享企业确认难、具体操作流程不明确等问题，实施成效不明显。

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思路

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具有主体多元、要素复杂、投入规模大的特征，必须通过跨区域协同，整合最强主体、最优要素、最大资源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以科技革命重构生产关系，以制度创新释放要素活力，以空间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将三地的创新势能差转化为协同动能，最终实现从地理相邻到创新共生的质变，打造有核无边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样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创新范式。

（一）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共享：提高协同效应

第一，共同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推动京津冀在具身智能、合成生物、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科技创新前沿领域联合新建跨区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完善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骨干的实验室体系。布局国家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牵头，联合京津冀高等院校和行业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力争在超大规模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第二，鼓励区域内人才自由流动。健全人才有序流动机制，探索构建京津冀统一人才大市场。充分发挥北京一流人才“蓄水池”作用，逐步探索放开与户籍、社保挂钩的医保制度、教育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人才公共服务制度衔接、政策协同与标准统一。设立人才柔性引进机制，支持北京高端人才到津冀兼职、挂职或开展远程指导，以“周末工程师”“候鸟人才”等形式为当地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同时鼓励津冀人才赴北京学习交流，提升专业素养，形成双向互动的人才流通格局。

第三，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持续推进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等合作园区建设，加速推动重点企业和创新资源入驻对接，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体系。推动协同创新中心等重大载体跨区域合作共建，加快推进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产业技术研究院、张家口市技术创新中心、燕郊北部科学城等一批协同创新战略平台建设。搭建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三地科研设备、实验室等资源并面向区域内科研人员开放，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研发成本。

（二）促进双链深度融合发展：夯实创新底座

第一，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建立科技部与三地协同联动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机制，锚定六条重点产业链图谱中的卡点环节，组建京津冀联合攻关小组，开展产业链关键环节联合攻关。围绕生物医药、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优势产业链，遴选一批紧迫性强、有实施基础的技术攻关方向，通过“企业出题、揭榜挂帅、政府支持、产业落地”的组织方式，推动重点产业链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着力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

第二，数字赋能产业数智化转型。一方面，加快建设京津冀算力供给走廊，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专网覆盖重点园区；搭建“数字孪生创新走廊”，实现三地科技政策智能匹配与无感漫游。另一方面，明确三地发展定位，北京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持续提升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发展能级和交易水平，推动建立供需高度匹配、交易高效有序的多层级数据交易市场，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打造成为国内外数据要素配置枢纽中心；天津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同时依托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建设“天津智港”，打造成为京津冀第二个数字经济核心城市；河北推动数字经济创新资源加速向雄安新区集聚。

（三）贯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疏通创新“梗阻”

第一，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平台。一方面，依托京津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清单等机制，定期举办科技成果对接会、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为成果供需双方搭建精准对接的沟通桥梁，促进科技成果在区域内快速落地转化。另一方面，推动京津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跨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充分发挥其链接基础研究、产品开发与市场化的桥梁纽带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第二，打造京津冀场景共建共享新格局。围绕“六链五群”产业链延伸和协同配套需求，在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现代化产业领域，聚焦新技术、新产品应用需求，打造一批产业协同场景示范项目，谋划布局并发布启动一批重大示范应用场景，引导市场力量参与跨区域场景协同建设，以示范应用场景建设驱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四）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生态：营造创新氛围

第一，政策供给与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以重大科技项目群为载体，形成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的机制，建立基础前沿、关键核心技术及示范应用全链条畅通、一体化设计与组织实施的统筹机制，促进国家实验室、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协作融通。积极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利益共享试点，如加快完善“飞地经济”利益分享机制。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成功转化的科技成果给予企业和科研人员双向奖励。同时，政府加大对中试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补助、贴息等方式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中试基地，填补成果转化“中间环节”空白。

第二，合力打造协同创新生态微系统。一方面，推动“三城一区”、中关村园区发挥创新策源作用，鼓励先行先试，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和科创平台，打造创新生态核心节点。另一方面，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载体试点“政策沙盒”，率先突破科研设备跨区共享税费征管壁垒、知识产权异地质押融资限制等堵点问题，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型开放经验，畅通创新政策微循环。此外，支持京津冀高校院所联合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共同实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类项目。

参考文献

[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时政微观察|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EB/OL）.(2023-12-14)[2025-10-20].https://news.cctv.com/2023/12/14/ARTIsKJGEGrXlMgWbzukicWw231214.shtml.

[2]叶楠,梁成,陈耀飞.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启示[J].科技中国,2022(10):79-83. 

[3]宣讲家网.叶堂林：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研究[EB/OL］.(2022-06-17)[2025-10-20].http://www.71.cn/2022/0617/1170664_4.shtml.

[4]李国平,朱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问题与路径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2022,5(5):83-88. 

本文已在《中国工程咨询》2025年第11期，总第311期发表

作者介绍

谢晓华

咨询工程师（投资）、高级经济师

长期专注区域经济、高精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研究，参与并负责多项京津冀产业协同、园区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研究、投资项目决策等方面的重大项目，获得两项国家级和十几项省市级优秀咨询成果奖。

编辑：张　华 

审核：王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