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伊始，原始创新之于国有企业，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选择题”，而是生死攸关的“必答题”；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而是关乎长远的“筑基工程”。

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当前国有企业建设原创技术策源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随着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刚性增长¹要求的落地，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已从“重应用、轻基础”转向“应用牵引、基础筑基”的双向发力阶段。然而，资金投入是原始创新的“必要条件”，却远非“充分条件”——没有制度护航，钱投下去也可能石沉大海；没有机制松绑，人再强也可能束手束脚。本文围绕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发展的多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哪些企业适合率先开展原始创新、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原始创新长效机制，推动国有资本真正向基础前沿领域聚力。

一、现实之困：国企原始创新投入长效机制建设的核心痛点

当前国企原始创新面临的困境，不只是“不想为”，还有“不敢为、不会为”，原始创新还远没有成为企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从当前实践来看，国企原始创新投入长效机制建设仍面临三重深层困境，制约着创新效能的持续释放。

“不想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内生驱动尚未真正形成。国有企业长期以应用研究和技术集成为主，科研投入更多指向短期内可见效的产业化项目，形成了“重应用、轻基础”的发展模式。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探索，需要容忍失败、鼓励试错的组织文化和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但不少企业管理层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引进和产品升级，没有真正把原始创新提升到关乎企业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缺乏“不创新就出局”的生存焦虑。

“不会为”：原创课题挖掘能力欠缺，长期跟随形成路径依赖。原始创新的起点是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和技术方向。国有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国外先进技术为标杆的“跟跑”惯性，缺乏从产业实践和科学前沿中挖掘原创性课题的能力。这种路径依赖使得国企即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也容易陷入“投入不少、原创不多”的两难局面，难以真正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综合看，课题挖掘能力的缺失，本质上是企业战略科技判断力和产业洞察力不足的体现。

“不敢为”：沉没成本周期较长，考核体系难以兼容创新规律。原始创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化应用，往往需要五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投入，其间大量研发支出形成沉没成本，短期内难以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而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一般以年度经营业绩为核心指标，研发费用视同利润等政策虽有一定缓冲作用，但远不足以覆盖原始创新的长周期特征。投入期内利润承压、资产负债率上升、研发费用率偏高，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负责人的考核结果和薪酬激励。在“谁投入、谁担责、短期受损”的机制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二、精准破局：明确率先构建原始创新投入长效机制的国企主体范畴

困境虽深，并非无解。关键在于找准突破口——哪些国企该先冲、怎么冲，需要精准画像、分类施策。从行业特征和企业定位出发，我们将理应率先开展原始创新的国有企业归纳为四类主体，每一类都有其独特的创新逻辑和投入路径。

行业前沿型：要守住技术话语权、产业定义权、在全球竞争中的生存权。这类企业处于全球产业技术最前沿，竞争环境属于真正的“无人区”，没有现成技术可引进，没有成熟路径可以跟随。以京东方为例，其在OLED、Mini/Micro LED等前沿技术方向均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对这类企业而言，原始创新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不创新就会被竞争对手超越，不投入就会失去行业定义权。其原始创新的核心动力在于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构建技术壁垒、防御国际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市场挤压。这类企业最需要的是长周期、稳定的资金保障和容错空间，使其能够在前沿技术路线上持续下注，不因短期业绩波动而中断战略投入。

行业承压型：与其在红海里“卷价格”，不如靠原创技术“开蓝海”。这类企业处于传统行业下行周期，面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的困境。以首钢集团为例，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和成本控制已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原始创新开辟新增长曲线。其创新的方向并非追求“从0到1”的科学突破，而是重点围绕高端汽车板、电工钢、特种钢材等特定应用场景开展材料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以差异化产品抢占高端细分市场。对这类企业而言，原始创新是“生存倒逼”的结果，其投入需要与转型升级的节奏紧密匹配，注重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商业变现。

战略安全型：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安全账”“战略账”。这类企业处于国家战略高度关注的“卡脖子”领域，其原始创新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北方华创、燕东微电子、京仪集团为例，在半导体设备、高端仪器设备领域我国面临着外部技术封锁和供应链断供的现实威胁，技术引进渠道被切断，只能依靠自主原始创新。这类企业的原始创新具有鲜明的战略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其投入回报不仅体现在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上，更体现在国家产业链安全的战略价值上，需要国家战略资源的持续注入，建立“战略价值优先、经济效益兼顾”的特殊评价机制。

资源深耕型：“小切口”也能做出“大文章”。这类企业通常拥有深厚的行业积累和独特的资源禀赋，但面临传统业务增长乏力、亟需转型升级的现实压力。它们不追求在通用技术领域与行业巨头正面竞争，而是依托自身在特定细分领域的长期积累，开展特色鲜明的原始创新，将现有资源与前沿科学方向进行深度结合。一轻控股的玻璃研究院在特种玻璃、功能玻璃等方向深耕，首农集团的食品研究院在食品科学、生物发酵、合成生物等领域突破，这类企业的原始创新具有“小而美”“专而精”的特征，投入规模不一定大，但针对性强、转化效率高，能够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三、监管赋能：从国资监管看如何构建原始创新投入的政策保障体系

四类企业，四条路径，各有各的赛道，各有各的打法。国资监管既要做原始创新的“助推器”，也要做风险控制的“稳定阀”。监管部门需要从预算管理、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为四类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率先探索松绑赋能，营造“敢为”“想为”的制度环境。

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使用方式，推行经费包干制和长周期考核。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支持国企科技创新的重要资金渠道之一，但仍存在资本化、短期化考核问题。一是建议监管部门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研发计划的管理经验，对投向原始创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探索实施经费“包干制”，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经费调剂权，减少过程性审批和行政性干预，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预算管理中解放出来。二是建议建立与原始创新规律相匹配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对承担重大原始创新任务的企业，适当延长考核周期，探索实行“里程碑式”考核，将持续投入、长期产出、人才团队建设等长期指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降低短期利润指标的权重。

组建国资系统原始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形成系统内创新合力。国有企业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层级，各自拥有独特的科研设施、人才团队和产业场景，但这些资源始终处于分散状态，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存在“各自为战、重复建设”情况。一是建议国资监管部门牵头组建国资系统内的原始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大型仪器设备、科研数据、中试平台、共性技术平台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二是建议建立系统内的技术需求发布和成果对接机制，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产学研用协同，构建系统内的“创新微循环”。如，北汽集团对车身钢材的技术需求与首钢集团的研发能力实现了对接，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互补。三是建议探索在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设立国资系统原始创新联合基金，由多家企业共同出资、联合立项，围绕共性技术和前沿方向开展协同攻关，分散单个企业的创新风险。

完善产学研合作政策供给，释放知识产权利益共享和资产认定空间。产学研合作是国有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在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资产认定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影响了高校院所和科研人员的合作积极性。一是建议出台专项政策，明确国有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规则，探索“共同所有、按贡献分配”的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允许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股权奖励等方式分享创新收益。二是建议对产学研合作中形成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技术成果等建立更加灵活的认定和评估机制，有序简化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流程，避免因资产认定而阻碍技术成果转化。

四、多元实践：企业管理创新才是构建原始创新投入长效机制的核心

政策给了空间，企业还得练好内功、借好外力，原始创新才能从“要我创”变成“我要创”。围绕“不会为”，我们提出了三种路径帮助企业快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借脑望远：充分发挥市场化第三方技术咨询能力。原始创新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发展前沿，而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在技术情报收集和前沿趋势研判方面往往存在一定短板。一是企业应充分利用科技咨询公司、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等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建立常态化的全球前沿技术跟踪机制，开展技术扫描、专利分析、趋势研判，帮助企业及时捕捉新兴技术方向，识别潜在的颠覆性创新机会。二是企业应积极引入第三方专家评审机制，对原始创新项目的技术路线、可行性和风险进行独立评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为原始创新投入找准方向、把好关口。

聚智挖潜：让一线人员从“执行者”变成“出题人”。虽对原始创新的关键环节缺乏系统认知，但国有企业拥有庞大且具有传承性的一线产业工人队伍，他们了解生产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是原始创新内部挖潜的重要“富矿”。一是企业应当鼓励一线工作人员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仅要对完成原始创新课题的研发员工予以奖励，也要对提出原创性问题的一线员工给予表彰和奖励，树立“一线创新”标杆，让“能出题、出好题”成为一种荣誉和导向。二是建立一线员工技术培训平台，通过专题培训、案例教学、跨部门交流等方式，提升一线人员的科学素养和对技术发展的研判能力，帮助他们将生产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科学问题，逐步打破“研发是研发部门的事”的传统观念。

融智登高：协同外部科创资源，构建多层次开放创新体系。国有企业开展原始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善于整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要素。一是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重大技术方向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构建目标一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攻关，形成创新集群效应。二是推广和优化“双聘”制度，从高校院所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担任企业科技副总或首席科学家，将外部智力资源直接嵌入企业创新决策体系。三是探索开展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与高校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围绕企业实际技术需求定向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既为企业储备原始创新后备力量，也促进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

总而言之，原始创新是国有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扛起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使命的关键攻坚战。迈入“十五五”创新深水区，国企原始创新的核心突破点已从资金增量投入转向制度体系重构与创新生态重塑。唯有建立权责清晰、容错有度、激励有效、协同高效的长效创新投入机制，推动国有资本精准赋能前沿科技、关键领域、细分赛道，才能让原始创新真正成为国有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核心竞争优势、守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源头活水。

数据来源：

¹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国务院国资委将基础研究投入纳入央企经营业绩考核，实行"研发投入视同利润"政策，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已提升至9.4%，并提出持续提升的刚性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凡,何颖,王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资源差异比较及思考[R/OL]。赛迪智库,2021-08-12。

[2] 程楠。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N]。中国经济时报,2025-12-15。

[3] 李政。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N]。人民日报,2026-01-29(09)。

[4] 李政，周希禛。“十五五”时期国有企业推动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J]。改革,2025(12)。

作者介绍

刘杨睿

咨询师

长期专注科技创新宏观研究，重点聚焦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科技服务业等领域，深度参与国家高新区、中关村领先科技园区、科技创新国际化等相关政策研究工作。

编辑：张　华 

审核：孙　磊